第二十八章 民族复兴：明朝努力

是内心深处至高的固有表达，而非我们可以称作“推论智慧”之物。“良知之在人心，”王阳明写道，“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在缺少形而上学的绝对之时（朱子学拒绝承认这一点），人至少可以发现道德律的绝对，这种纯粹的内心之光，照亮了来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孔夫子。”王阳明个性的魅力，及其品格的高贵，令他成为一位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工作，无论如何也只局限于伦理学，表现的是一种趋势，而非一套体系。朱熹教义依旧保持着其所有权威，以下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王阳明不得不声称支持朱子学，以使他自己的教义能为人所接受。

    王阳明

    永乐皇帝在1424年去世，他是明代诸君最后一位伟大人物。他死之后，其子孙继续统治了两个多世纪，但没有成就一个非凡人物。如同汉唐末期一样（尽管比较而言要快得多），太监奸党再度取得了对一系列平庸皇帝的控制权，并以后者的名义发号施令。与此同时，在蒙古，卫特拉部（或称西蒙古人）在永乐帝的帮助下，已经取代了成吉思汗子孙在游牧部落中的霸权，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的可汗也先，要求娶一位汉人公主为妻，而当要求被拒绝时，就率领他的军队洗劫了山西与河北北部的边境地区。英宗皇帝在其宠幸的太监（此人指挥着各将军）陪同下，领兵亲征。缺少给养的中国军队前进到宣化附近，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山区地带，被分割并全歼。十万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在了关口中，（1499年）英宗皇帝则做了俘虏。卫特拉人的胜利超出了其最疯狂的想象，他们继续前进，在北京城墙之下扎营。但蒙古人并没有做好开展一场围城战的准备，因此几个月之后，他们的可汗也先决定释放英宗，1453年，也先与帝国讲和。

    一个世纪之后，一场新的恐慌到来了。这一次，危险并非来自西蒙古人，而是出于成吉思汗的后代。在15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成吉思汗宗族在蒙古进行了一场复辟。这一宗族的一个可汗阿勒坦（Altan），将自己在内蒙古的畜群赶到了山西北部放牧，1529到1570年间，他对山西和河北北部地区进行了几起掠夺。1550年，他一直进军到了北京城下，其军队纵火焚烧了首都郊区。最终，阿勒坦承认了明朝的宗主权，他的主要营地被赐名“归化”（“向文明转变”）。

    蒙古是中原的宿敌，但如今，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对手，这些人的岛上之家非常遥远，使得他们无法征服————这就是厚颜无耻而又神出鬼没的日本人。一大群来自群岛上各个港湾的冒险家与海盗，开始侵扰浙江、福建及广东沿海多个港口。1555年，倭寇溯长江而上，一直到达南京，洗劫了他们经过的那些不设防的乡村与城镇。这些海盗仅仅是日本扩张的年轻血液，其全部力量，将会在朝鲜争端中体现出来。

    最终，冲突在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帝在位期间（1573——1620年）爆发。当时，日本由著名的丰臣秀吉（1585——1598年）统治。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制订了征服明帝国的贪婪计划。那些定期掠夺华中港口的海盗船，毫无疑问地向他诉说着大明政权的衰败。无论如何，五十年后的满洲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北京，证明了丰臣秀吉的想法可以实现。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他的军队需要占领穿越朝鲜的通道；但将日本视为天敌的朝鲜人拒绝让路。丰臣秀吉于是派出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开赴朝鲜。1592年6月12日，他们到达朝鲜首都首尔，并一直打到平壤，向着满洲方向前进。日本总参谋部的计划，与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采取的方案几乎相同。他们打算抵达鸭绿江，穿越辽东半岛，并通过山海关的关口以袭击北京。不过，朝鲜人的抵抗，给了中国人集中优势兵力来介入的时间。日本人被迫撤出了首尔（1593年3月），并朝南部海岸撤退。1597年，丰臣秀吉派出另一支远征军来到朝鲜，但是这一次，日军甚至无法抵达首尔。他们再次被赶到了南部海岸，（1597——1598年）这场战争也退化成一起围攻战。1598年9月16日，丰臣秀吉的死，导致了日本军队的遣送回国，以及敌对状态的终结。在日本重开与中国的角逐，在朝鲜的尸体上进行下一争斗之前，还得再等三个世纪。

    在这场已经打赢的战争中，大明王朝必须得到的教训是，他们国家的海上孤立状态已经结束了。事实上，即使这种隔离首次因日本海盗袭击而受到威胁时，葡萄牙的航海家们也早已经在广东沿海现身了。

    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克·达·伽马通过绕道非洲海岸航行，抵达了印度。从此之后，通向中国的海上航线已经向欧洲人打开。1511年，葡萄牙舰队司令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占领了马六甲，在当时，它的商业及战略重要性，类似于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第一支葡萄牙商业船队抵达中国港口。1549到1557年间的某个时候，葡萄牙人获得了当地官员的许可，在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建立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管理机构。1582年，因为这一特权，澳门葡萄牙当局向广州的长官缴纳五百两白银，作为贡赋。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在蒙古人垮台之后已经被禁止的基督教，再次进入了这个国家。这起新的传教工作是由耶稣会来进行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两个成员，利玛窦（马特奥·里奇，Matteo Ricci）和汤若望（亚当·沙尔，Adam Schall）。

    利玛窦与徐光启

    汤若望

    意大利耶稣会信徒利玛窦（1552——1610年）于1582年到达澳门，并在广东地区履行自己的使命长达十三年之久。为了得到中国人的认可，这些传教士被迫让自己与一些现存的社会类别等同起来。里奇使用了中国名字利玛窦。他起初采用了佛教僧人的袍服；随后，凭借非凡的洞察力，利玛窦抛弃了袈裟，换上了儒家文士的装束，因此，他就能设法将基督教与儒学的国家教义联系起来，这无疑极为聪明。耶稣会士的整个策略，就基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巧妙理解。1595年，利玛窦已经设法获得了广东重要官员的好感，能够启程前往北方。他首先居住于南京，在那里，他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并未受到干涉。1601年1月4日，他被允许前往北京，遂立即设法与宫廷建立联系。利玛窦送给皇帝一架大键琴，一幅世界地图及两座自鸣钟。他祈求万历帝，并说：“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利玛窦得到了一份月薪，并获准居于皇城，当他受托向一位皇子传授科学课程时，利玛窦得到了极大的青睐。1610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此时，中国已经有了三百多家天主教堂。利玛窦的工作包括绘制一幅巨型的“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以及将欧几里得（Euclid）之《几何原本》译成汉语。

    他的真正继承人是一位德意志的耶稣会士亚当·沙尔（1591——1666年），后者以“汤若望”一名为中国人所熟知。1620年，汤若望到达中国，起初在西安传教。作为一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非凡的语言学家，他受朝廷委托改良历法。明朝的末代皇帝庄烈帝————其年号为崇祯（1628——1644年）————对汤若望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尊敬。因此在1636年，他授意后者在皇宫附近建立了一座火炮铸造厂。我们将会看到，在满洲人征服中原之后，从帝国的新主人处，汤若望得到的赏识一点也不少。

    耶稣会修士们的科学知识在明代宫廷中唤起的兴趣，显示了这个朝代的最后几位君主，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国家近代化之必要性；但这一觉悟来得太迟了。在明代初期，就技术与机械技能而言，中国与西方或多或少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而到了朝代末期，164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近代科学与设备，然而，中国依旧停留在中世纪。

    明代的文学创作也支持了这一判断。最有活力的作品是小说与戏剧，明代被认为是小说的伟大时代。五部经典小说（其中四部创作于明代）之中，有一部以佛教僧人玄奘的旅程为主题。玄奘本人于公元629年出发，取道中亚前往天竺。不幸的是，如果一个人读过了这位著名朝圣者所写的有关此次行程的生动记录，他就很难在明代小说家据此杜撰的离奇故事中发现太多乐趣。取代那部中世纪文本精确而生动之描述的————戈壁的大沙暴，白雪覆盖的天山顶峰及帕米尔高原，印度的大棕榈树————只有荒诞不经的冒险、魔法和妖术，类似于读者能在西藏传说中发现的一样。其他一些明代小说，通常涉及的是多愁善感的儿女情事，以及浪漫空想的冒险经历。诚然，它们使读者兴致盎然地窥见了这一时代的习惯与风俗。

    明代绘画可以用一个单词来定义————学术。诸如《芥子园画谱》一类的绘画论文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画的特征，并给出了一份逐条详细列出的清单。其结果经常是一幅受强迫及虚伪的样式，诸如在画山景时，很不自然地高悬半空的岩石。另一个后果是，绘画技法也如诗歌创作一样滥用典故。不过，我们不能夸大这些批评意见。明代绘画的不幸就在于，后人总要将它们与宋代那些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相比较————后者是个有巨大创造力的时代。但是，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闺房场景也很有魅力，在花鸟画上也有非凡的精湛技巧；而在水墨画中，明代山水画家们依然能表现出可观的能力。明代的墓碑肖像————这一类型有着相当瞩目的复兴————因其冷静的现实主义，其表现的清晰，及其技艺的大胆与精确而不同凡响，偶尔有一些作品，非常接近于丢勒、荷尔拜因或克卢埃的绘画。

    明代最伟大的艺术是陶瓷。在这里，出于公平，我们再次必须避免与宋代相比较，而要从其单独的优点来判断明代物件。它们值得如此去评判，特别是因为，明朝诸帝也为这一艺术做出了许多。1369年，这个朝代的缔造者在江西景德镇重建了官窑，这一行业的大部分标准都在当地确立；高岭土，得名于在高岭附近发现的白瓷土。

    宋代瓷器，主要生产的是单色，是从一种色调向另一种的渐变。在明代瓷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单色的运用。有许多样式的青瓷，即使比宋瓷更少光泽，更加浑浊不清，却依然非常漂亮；它们被出口到了远至伊斯法罕、开罗及伊斯坦布尔等地。同样还有福建德化制造的白瓷————这通常采用了佛教雕像的形式————以及其他茄紫色及深蓝色的陶器。但最重要的，还是多色的使用，特别是在说明性的装饰中，明代陶工们取得了极大成功。景德镇使用的高岭土，其品质可以抵抗极高的温度，因此就能令最为多样的釉彩得以并存。在这些高温釉彩中，最为出色的是青花瓷，它的钴蓝色，根据固有的蓝色与“回青”的混合比例，而呈现出更深或更亮的色彩。青花瓷的样式，因为“三彩”（绿、黄及茄紫色）及“五彩”（同样的三彩，加上蓝与红）的出现而黯然失色。这种对“色彩之大胆并列，鲜艳的色调，及彩绘装饰”的偏好，是明代的特征。制陶业日益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瓷器与明代画家笔下的丝绸卷轴一争高下，后者习惯的主题是精致的女性形象、蝴蝶、鸟类和花木。

    在清代，这一风格达到了它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