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民族复兴：明朝努力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像忽必烈这样卓越的统治者，能够数出来的只有几个。因其坚强的个性，政治家素质，渊博的智慧，以及统治的稳定与仁慈，这位蒙古人跻身到了中国历代最为伟大的君主之列。他的孙子铁穆耳（成宗），同样是一位精力充沛、认真尽责的统治者；但在这两位皇帝之后，元代很快衰败了。它的王公沉迷于酒色淫乱之中，缺乏意志力，只能通过喇嘛教来救赎其罪恶，遂让儒家文士对这些人有了新的不满。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内部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吵，并在短短数年中，就毁掉了忽必烈统治时期得到马可·波罗赞叹的、恢宏的行政外观。这一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妥懽帖睦尔（顺帝，1333——1368年在位）只喜欢与娈童及吐蕃喇嘛玩在一起，纵容混乱局面堕落成无政府状态。

    元朝皇族的堕落，鼓励着汉人爱国者起来反抗外族统治。暴动由秘密团体组织，特别是白莲教发起，此时，这个教派预言了太平盛世的到来，并宣扬弥勒佛（佛教的弥赛亚）的降临。正如1912年革命（同样呼吁人民推翻一个外来政权），这场运动是在长江下流和广东地区开始的。它肇始于1351年，自1355年以后，革命蔓延到了整个华南————超越了之前的宋帝国。起义伴随着令人震惊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它由人数众多的首领所指挥，他们半是爱国者，半是土匪。在与蒙古人作战的同时，他们自己内部也在互相残杀。

    因为其中存在最聪明的人，其余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注定默然无光。此人名叫朱元璋，明代的开国之君。他是安徽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子，十七岁时，一场传染病夺去了他所有亲人的生命。为了生存，朱元璋进入了一家寺院；但他的佛教生涯显然相当有限，因为就在当时，反抗蒙古人的革命在南方爆发了。当时他二十五岁，放弃了自己的习惯并拿起武器，领导了长江下游的一场反叛。尽管和其他造反者一样，起初他不过是某个团伙的普通头领，但因为其政治意识以及对劳苦大众细心的仁慈，朱元璋得以在造反领袖中脱颖而出。他很明智地争取民众，而非镇压他们。无论何时，只要攻下一座城镇————不仅是从蒙古人手中，也从其他暴动首领那里，朱元璋都会禁止士兵抢劫，结果使得各地居民将他当成解放他们的救星来尊敬。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并定为自己的首都，成为一个建立秩序、平息其他地方依旧蔓延的混乱局面之政府所在地。他最主要的对手，是一个普通渔夫的儿子，其人（陈友谅）已经成了湖北、湖南省与江西的主宰。1363年，朱元璋打败了他的死敌，杀死对手，并占领了后者的地盘。1367和1368年，他又占领了广东地区，这样就控制了整个华南。随后，他向北京进军。

    朱元璋画像

    这是一场胜利的进军，因蒙古末代之君的愚蠢，而让这位解放者的任务变得非常容易。蒙古人并没有团结起来抵抗起义，反而继续内部争吵，由此导致了他们的兵力分散。1368年9月10日，懦弱的妥懽帖睦尔，伟大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从北京逃出，躲藏到了蒙古。而朱元璋的军队则进入了这座都城。

    朱元璋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北京，遂被他的士兵拥立称帝，成为明朝的建立者。在四十岁的年龄，经过十三年的持续斗争之后，这位从乞丐职业开始人生之旅的、脱下袈裟的和尚，成为了他的国家之解放者，以及汉唐遗产的继承人。这个幸运的冒险家，已经比宋代的缔造者们处境好太多了，后者从未成功将蛮族驱逐出北京城，而朱元璋却很轻易就占领了它。因此，在回头寻找自己的榜样时，他跳过宋朝，来到唐朝，这是最后一个统治着全部华夏领土的本族王朝，1373年，朱元璋颁布了一套以唐律为基础的行政法规。不过，他并没有将首都迁到北方，而且继续生活在南京。他本人作为一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土著，率领一支由南方人组成的军队，驱逐了外来统治者，一开始组建的也是南方人的政府。而且，必须记住的是，整个华北已经被鞑靼统治了242年，而北京城本身已经被他们控制了432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各省已经被蛮族元素所充斥。正是华南，从1126到1279年，充当了汉人独立的一个庇护之所，正是从那里，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以发端。因此，华南代表着真正的中国，正是有了南方，明代才能成功建立。新皇帝仍然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不能接受南方人的长期主导地位。为了跨越南北之间的鸿沟————一道因两个半世纪的政治分离而日益变宽的鸿沟，并着眼于中国政治以及思想统一，1380年，朱元璋决定，不仅让来自南方的官员管理北方，而且让来自北方的人士加入南方官署。出于同样的理由，1370年，他毫不迟疑地取缔了白莲教和白云教等秘密社团，即使他们曾经对推翻蒙古统治贡献很大；时代已经变了，而且这些秘密帮派之前就下错了赌注，公开支持这位新皇帝的对手。

    这位明代建立者，寻求在一切领域实现价值的回归，试图弥合蒙古与女真人统治期间的裂缝，并将新的中国与遥远的过去联系起来。毫无疑问，他之所以热情地致力于这项显著的传统主义事业，更多是因为他本人之前一直是个无名小卒。1370年，他改造了科举制度以补充官员，并重建了贵族头衔。对孔夫子的礼拜得到了庄重举行，皇帝也因此得到了儒士团队的拥护，在蒙古政权统治下，后者一直是反对佛教徒教权主义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这位前僧人并未忘记他的教友；他甚至继续让他们环绕在自己周围，并彻底惩戒儒士们就这一点进行的任何规劝。有一次，他甚至为此而实行了一起大审判。这一事件是有征兆性的；因为当皇帝渐老（朱元璋活到了七十岁），他变得日益不能容忍劝诫，并丢掉了让人欢迎的好脾气，而这很大程度正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他的猜疑变成了习惯，并曾经处死了18位高官及他们的全部家人。作为处理一场图谋（难说真假）的结果，他在南京处决了一万五千人。已经变成天子的前冒险家，希望在他死前重建绝对专制。

    朱元璋真正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皇帝，他的四子，在位时的年号为“永乐”（1403——1424年）。因此我们应当称其为“永乐帝”。这位好战的君主，对自己的角色有着一种扩张的设想。忽必烈曾着手为蒙古人建立一个中华帝国，而如今的永乐皇帝，却努力想为汉人赢得忽必烈后人的蒙古遗产。大汗忽必烈由黄河向北部湾推进，得到了整个中原的臣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则希望征服蒙古，并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正是考虑到这一目标，1409年，皇帝将其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也正是他草拟了皇城的宏伟计划，这形成了现代北京的核心地区，以及更为详细的“故宫”计划。正是他构思了一系列的宫殿、大理石阶、正殿、花园及配得上最伟大的中国传统之全景；他扩大了湖泊，修建了假山，在花园里种上了来自其家乡长江谷地的花卉与灌木。所有一切，在18世纪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恢复与完善，但处处依然保留着明朝永乐帝的印记。最早在北京南城墙附近修建天坛（1420年）和先农坛（1422年）的，还是永乐皇帝。

    将都城迁到北京，就其本身来说就是一种宣示。其他纯粹的汉人王朝，没有一个想过选择这一地点；北京的历史角色仅仅是随着鞑靼而开始的。在10世纪，契丹将这里作为他们的都城之一；继之而来的是12世纪的女真，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来自北方的征服者，做出这一决策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北京位于中世纪中原的外部边缘，是边境前线的主要城市之一。在山海关之外生活着满族人，当时尚未开化；穿过南口就是蒙古大草原，当时与现在同样如此。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意义上来说，北京都是一个汉人与鞑靼人妥协的产物；在那里，汉人依旧是在本土，鞑靼人也没有远离自己的自然环境。通过将其都城从南京移到蒙古的大门口，迁到昔日忽必烈的京城，也就是对这位大可汗后人的遗产提出了拥有权。

    事实上，朱棣的父亲在这方面已经为他做出了一个榜样。在将蒙古人驱逐出中原本土之后，朱元璋曾追击他们直到其家乡。1372年，一支明朝军队前进到了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万明军再度穿越戈壁东部，并与这个部落打到了贝尔湖东部，在喀尔喀河与克鲁伦河之间。不过，这些追击充其量是乘胜追击，是激起这些游牧民一种有效恐惧的报复性远征。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则在蒙古实施了一种始终如一的政策。在当地，成吉思汗宗族的权威，因为其被逐出中原的耻辱而遭到严重削弱。皇帝试图煽动其他部落的首领，特别是卫特拉部（Eleuths），或称西蒙古，起来反抗他们。在随之而来外蒙古内战中，永乐帝也曾几次介入，特别是1410和1411年的两次，当时，他率领自己的军队一直打到了鄂嫩河上游，以及成吉思汗家乡的大草原。以这种方式，永乐将外蒙古的主导权，由成吉思汗后人处转到了卫特拉部的可汗那里；汉人让新生的部落，取代了因为丧失权威而导致部落瘫痪的衰败政权。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有理由为这种替代而后悔。

    在印度支那，永乐帝同样试图恢复汉唐时期的大帝国政策。在安南王国，合法王朝被某个篡位者颠覆。（1407年）皇帝利用这一事件为借口，占领了这个国家，并将其分割划入中国的几个行省。但十年不到，安南人就开始了一场反对占领势力的游击战，时间长久，让人精疲力尽。永乐帝去世四年之后，（1428年）叛军首领黎利就占据了河内，并驱逐了汉人。

    永乐帝并不满足于对蒙古要求宗主权和吞并安南。他还打算在巽他海及印度洋建立中国的海上霸权。他的舰队声明了中国在占婆、高棉、暹罗、马六甲半岛、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中国舰队长官在这里严惩了当地酋长，因为后者表现出了敌意）、孟加拉及南印度沿岸地区的霸权。他们最远航行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亚丁以及麦加的港口吉达。这些航行是1405到1424年间进行的，发生在世纪初，而在同一世纪末期，我们能看到（1498年）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如果明朝海军到达了印度，当欧洲航海家发现，他们被中国的海洋力量控制，亚洲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但是在这里，永乐帝的宽阔胸襟，再度与其民众的性情不相协调，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官僚集团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正在创造的中国，对于其自身的能量来说，规模过于庞大；中国人并不适合海洋；对其士兵来说，北部湾的气候过于炎热，而蒙古的气温却过于寒冷。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又浪费又无用的海外征服，儒士阶层依旧坚定地持反对态度。永乐皇帝的“世界事务”没有未来。中国又退回到自身之内，听天由命，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都无所作为。

    同样的退却态度，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也能发现。永乐皇帝尽管是一名佛教徒，却命令编纂新的佛家经典，并于1416年颁布法令，在充当官方讲授基础时，这些作品与古代的儒家经典有平等地位；此举意味着“朱子学”成了明朝的国家教义。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王阳明（1472——1528年）的学说之中，却出现了某种对朱子学物质主义的反动，或者至少是对国家实证主义的反动。这位哲学家并未公开批判朱熹的机械实证主义。他认为，我们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则（理）中所占的份额，就潜藏在自己的心里，而非处于理性能力之中；为达成与世界本质的交流，人应当求助于直觉知识（良知），这是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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