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纸条

会儿出现了白匪的法庭，那个亲爱的同志在敌人面前，咬着牙，忍受着种种酷刑。一会儿又想到山上的游击队，他仿佛看见山上的同志们，擦好了明火枪，在那山神庙旁边眼巴巴地等着这批火药。他仿佛又看见一队队的白鬼子，押着我们的同志往城里走，游击队的同志就在山梁上望着，他们因为等不到这些东西，就用仅有的那几支快枪，亮着梭镖，冲向押送受难同志的白鬼子的队伍，而后，战斗失利了，同志们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伤了，那些受难的同志和群众又被押进了敌人的牢房……而这，都是因为火药没有送到的缘故。想着、走着，“吧嗒”一声，箩筐撞到一个水果摊上了，他才惊醒过来。

    程元吉连忙走到路边上，找了块石阶坐下来，点上一锅烟吸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必须想出办法，做出决定，但是怎么也想不出。他深深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多么孤单，要是有个人商量一下有多好啊！他不由得又回想到刚才见到的那个接头的同志，从他的面貌、表情一直想到他说的话……

    “对了！”程元吉仔细揣想了接头同志最后的话以后，不由得两手一拍叫出声来，倒把身旁一个晒太阳打瞌睡的老头吓了一跳。

    他又把这意思重新想了一遍，一点儿也不会错：“屋里有面”就是说城里还能买得到黑药，剩下的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就是自己设法弄钱来买！他连忙起身，在城里转了一圈，跑了几家猎具店和爆竹店，大致打听了一下价钱，就动身回家了。

    一进家门，老婆望着他那急慌慌的神色，担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啦？”

    程元吉且不答她的话，反问她：“咱的米还有多少？”

    “还有二百来斤吧！”

    “装米箩，我要卖了它！”程元吉说罢，又抓了把石子在地上摆弄着算起账来。

    老婆懂得他这说一不二的脾气，就动手装米。一边装，一边忍不住问道：“什么事用钱这么急？卖了以后大人小孩吃啥呀？”

    “少啰唆！床底下有南瓜，地窖里有红薯，还能饿着！”他又计算了一阵。算完了，他双手抱着头，发起愁来：就是卖了米，钱也还差得多呀，再从哪里弄钱呢？他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想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但是可怜，这个遭到白匪洗劫的家，除了一张破旧的木床，一卷破得像麻袋似的铺盖，一口锅，几个瓦盆以外，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走着、看着、想着，眼睛慢慢地在屋角里那只旧箱子上停下来。他呆呆望了一阵，蓦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就这么办！”说完，他走到老婆跟前，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放软了口气说：“兰子妈，跟你商量个事……我想把咱那块地卖掉！”

    “卖地？”老婆很少听到丈夫用这样柔和的口气说话，猛一听，不觉有点奇怪；但等听完了，又大吃一惊。

    “是啊，要卖掉！”程元吉说，“不瞒你，我用钱给山上置办东西。咱们，卖了地再租点地种，我多打几个长工，你多做点针线，还能过得去；可山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咱拍拍胸膛摸摸心，不能不管哪！”

    老婆没有说什么。她懂得丈夫的心，也知道这事果真要紧，她不声不响地拉过箱子，找出那张地契来，交给丈夫，却不禁流下泪来————她心痛自己这点唯一的家产呀。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这点地，甚至这全家人，比起解救受难同志的事来，显得太微小了。他伸手接过地契，望了女儿一眼，安慰地说：“算啦，想开些吧！多想想共产党和红军给咱的好处。咱们吃点苦，将来革命成功了，多少穷苦人的福都享不尽哪！”

    经过一晚上的奔走，地契又落到了萧家地主的手里。虽然价钱差得多，但程元吉也顾不上那许多了。他带上这笔钱，第二天一早又进了城。自然，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少不了又费了些劲：对这家店说要打猎，对那家店说要做爆竹，好容易凑集了十来斤黑药，和一些黄药。剩下几个钱，又买了一点儿医药。

    傍晚，他找个僻静地方，把这些东西装到粪桶里，上面隔着油纸盖上层干粪。他的身份掩护了他。他混过城门岗的盘查，出了城，一气就赶到了指定的地点。

    小小的破山神庙里挤满了人，正像程元吉想象的一样，人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呢。队长、政委焦急地在庙门外走来走去。大家一见程元吉来了，连忙迎上去。政委接过药包，高兴地拍着程元吉的肩膀说：“老乡，真得谢谢你呀！”

    “嗳，算啦，自己人嘛，说这干啥？”他本想把自己做的事瞒过去的，但想起了接头站遭到破坏的事，就说，“只是那个接头的地方再也别去人了。”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谈了谈。

    队长、政委和同志们都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政委紧紧地抓住程元吉的手，激动地说：“好老乡！你这样爱护自己的军队，我们也永远忘不了你！只是……”政委搜索了一下衣袋，为难地说，“只是我们一时没法报答你。这样办吧！”他摸出钢笔，在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头，借着电筒的亮光，写下了几个字：今借到灵田村程元吉老乡火药十六斤，药品一部。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支队长 柳笙

    政委 吴功强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政委写完，交给支队长看了一下，盖上了图章，递给程元吉说：“请你把这个保存着，等以后局面打开了，我们再照价偿还你！”

    看着这张纸条，程元吉的眼里忽地涌出一股泪水，他仿佛觉得心要跳出来。眼前的情景又使他回想到三年前另一张纸条的事了————这些人，为了劳苦群众的事，奋不顾身，可是当需要群众的帮助的时候，却是这样斤斤计较、分毫不爽啊。他用颤抖的手接过了纸条，说：“好，我收下。等你们，不，等我们胜利了以后再说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同志的确没有忘记这个生活在荒凉残破的山村里的农民，他们关心着程元吉一家的生活，也把一件件的革命工作交给了他。而程元吉也总是豁上身家性命，来为革命工作。

    可惜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这里的游击队向新的地区转移了，后来他们又和别的游击队合编成新四军，一直开往抗日的最前线。从此，程元吉和自己的队伍又断了联系。

    四

    竹林茬出了新笋，茶树绽开了嫩芽，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武夷山区。

    程元吉领着女儿兰子，到她的外婆家帮忙采收了第一季早茶，就赶着往家走。

    在红军游击队走后的几年里，程元吉是咬着牙熬过来的。他老婆得病去世了，他拉扯着年幼的女儿，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这艰苦的折磨，使这个年近半百的老人更加苍老、衰弱了，他留起了花白的胡子，他的背也微微驼了些，甚至走这山路也磕磕绊绊，跟不上脚了。他索性放慢了脚步，仔细地看起山景来。这条荒僻的小路上，几乎每一棵树、每一块山石他都熟悉。红军在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踏着这条小道去支援前线；后来他也曾走过这里去秘密地送过信。而那心爱的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们就是踏着这条小路走上抗日前线的。红军，什么时候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到这里来呢？

    兰子紧紧地跟在爹的身后。就像一棵翠绿的新竹一样，几年来，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还带点孩子气，有时候，会连蹦带跳地跑到爹爹的前面，手里拿枝柳条，抽打着路旁的茅草芽儿，口里哼着山歌。跑跳了一阵，她等着爹爹走上来，便凑到跟前，小声地问：“爹，你又想红军了？”几年来的生活里，她已经很熟悉地从爹的神情上看出他的心事。

    “嗯！”程元吉点点头。

    “你老讲红军，红军，可是红军是些什么样的人哪？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红军在打日本鬼子哪，打完了就回来……”

    爷儿俩边走边谈，又走了一程，刚刚翻上一架山梁，忽然兰子拉了父亲一把：“爹，有人。”他抬头一看，望见远处两个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眼角还不停地往他们这边瞟。程元吉认出那正是本保的保长萧魁五，另一个是他的狗腿子。这家伙在红军撤走时，就回乡了，当上了“业主团”团长、保安队长，夺田、倒算、杀害革命群众，无恶不作。抗战爆发，红军游击队出征以后，他又当上了保长。程元吉恨透了这个家伙。现在从他那醉醺醺的神态和淫邪的笑声里，又觉出这家伙一定不怀好意，不由得下意识地看了女儿一眼；兰子也意识到了什么，手攥着拳头。这时，那两个家伙已经赶上来。萧魁五拉下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脸孔说：“老吉，抗战救国你该懂得，你的那笔壮丁费该缴了吧？”

    程元吉瞪了他一眼，没有搭腔。

    “哼，你这块红骨头，没砸烂你就是便宜！这笔账现在就要算，没养儿子拿女儿顶上！”那家伙喷出一股酒气，转身向狗腿子喊了声：“动手！”就向兰子扑去。

    兰子一步跳到崖边，对着萧魁五狠狠地说：“你敢再往前走！我跳下去，也要把你这狗东西拖下去！”

    程元吉觉得血一直往上涌，他毫不迟疑地弯腰搬起了一块石头，蓦地举过了头顶，要朝萧魁五砸去。“不许动！”狗腿子的一支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胸膛。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突然，唰的一声，一块石头飞过来，正砸在狗腿子的头上，那家伙哼了一声倒下了。接着道旁山石后面的树丛里跳下一个人，一脚踩住狗腿子的手腕，把枪夺到了手。

    萧魁五早吓愣了，等他想起拔腿逃跑，一颗子弹把他的脑袋打得开了花。

    那人把这些都做完了，从容地吹了吹枪口里吐出的硝烟，爱惜地把枪放在手里掂了掂，又用大拇指推上了保险机。这工夫，程元吉才仔细看了看那人。那人蛮年轻，看样子不过二十三四岁，穿着一身满绽开棉絮的灰军装，头发老长，几乎盖住了耳朵，脸颊瘦得深深地陷下去，由于失血而显得苍白。特别使程元吉注意的是那人左臂整个吊在脖颈上，肩胛处用一块破布包着，大概是受了伤，暗黑色的血渍夹杂着灰土粘在布上。而且可以看出，由于刚才的剧烈活动，伤口疼得厉害，他正咬牙忍耐着，他那雪白的前额上渗出了一粒粒的汗珠。程元吉一时判断不出这是个什么人，他以掩饰不住的惊奇的语气问：“你是……”

    “是新四军！红军！”那人笑了笑，把枪插在左肋下，伸手指了指两个坏家伙的尸体，“来，‘红骨头’老乡，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先离开这是非地以后再说。”

    听说是红军，程元吉和兰子姑娘都兴奋起来了。他们爷儿俩帮着这个年轻的战士把尸体抬到路旁远处的树丛里藏好，又把路上的血迹收拾了一下，三个人就偷偷溜进了一片茶林。

    在这僻静的茶林里，青年战士详细地谈了他的来历。他名叫齐胜，原来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皖南事变”时因为战斗中被手榴弹震昏了，落到了敌人的手里。随后被押运到江西，准备关进集中营。就在运送的路上，他们几个人打倒了押送兵逃跑了。在逃出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他只好带伤沿着山林没人处乱走，东走西转，来到了这里。他正要下到山沟里找水喝，刚巧碰上了保长行凶。

    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听到了自己队伍的消息，程元吉又兴奋又激动。他不停地询问着红军的一切。谈着谈着，不觉太阳落山了。直到女儿提醒，程元吉才想起他们还在荒野的山林里，他抱歉地对齐胜说：“你看，只顾说话了。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到江北去，找自己的队伍去！”齐胜说。

    程元吉说：“你这样满山乱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你伤得这么厉害，走这样远的路，怕也受不住。我看倒不如先到我家躲躲，养养伤。等伤好了再想办法。”

    齐胜寻思了一会儿，也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就同意留下来。等天黑定了，程元吉和女儿搀扶着齐胜，回到了家里。

    从此，程元吉家里就暗地里增添了一个客人。他在房后竹园深处的一堆稻草里给齐胜安置了一个住处。白天，齐胜就在草垛里躲着；程元吉出去给人做工、贩卖青菜，家里有兰子姑娘照顾着齐胜吃饭、喝水。夜里人静了之后，齐胜就偷偷地出来，洗洗伤口，和程元吉爷儿俩谈谈，和老人睡在一起。

    开始，因为保长的死，风声还紧了一阵，不久就平静下去了。在这些日子里，程元吉不管白天做工多么劳累，晚上都要和齐胜闲谈，而且总是齐胜催过几次才肯睡下。兰子姑娘早在童年的时候，就听到爹爹说过红军的许多事情，红军，在这个姑娘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现在，果然见到红军的人了。她像照顾自己的兄弟一样照料着齐胜的饮食和伤势，并且一有空闲的时候，也像爹爹一样仔仔细细地问起新四军部队的情况，特别是女战士们的生活。

    程元吉家里自从红军游击队走后，六七年来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样欢快过。但是有一件事却使程元吉着实发愁：原来齐胜的伤擦着了骨头，住在这里，没有药治，只能用点盐水洗洗，伤口总不见好；这几天伤口有些红肿，人也发起烧来；想买点药吧，自己没病没灾的，又怕引起人们怀疑。而且因为几天没找到工作，吃粮也快完了。他们爷儿俩掺粗夹杂省出米来，怕也支持不下来了。

    这天晚上，齐胜突然发起了高烧，程元吉急得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刚放亮，程元吉把女儿喊醒，悄声地说：“我看齐同志的伤是非治不可了，我想把他送到城里去请大夫瞧瞧。”

    “那……叫人看见了怎么办？”姑娘惊异地问。

    “我就说他刚从南洋回来，因为不摸这里情形，叫民团放哨的打伤了。就是他的身份……”程元吉沉吟了一下，说，“这就要你帮一手了。你梳个髻吧！”

    姑娘红着脸，会意地点了点头。

    程元吉也笑着说：“好，快去打扮吧，咱这就走，爹先借钱去。”

    “爹，这不是钱吗！”说着，兰子把母亲留给她的一支银簪子递给了程元吉。

    趁着早晨的雾气，程元吉背着齐胜，和女儿一块偷偷地溜出了村子，赶进了城。兰姑娘的装扮变得完全像个青年妇人了。这个装扮掩护了齐胜，他们顺利地骗过了保安团的哨卡，在城里找到一个药房。医生给齐胜看了伤，程元吉又买了治外伤用的药品和一些粮食、补品，姑娘也仔细打听了对伤者的护理方法。

    有药医治着，有东西调养着，齐胜的伤势很快好起来。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伤口已经长平了，身体也补养得强壮了些。这天晚上在闲谈的时候，齐胜吞吞吐吐地说出要走的意思。

    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齐胜该走的事，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队伍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只是打发他上路的事还没准备好，而且住久了，猛然分别也有些舍不得；更重要的是最近程元吉有了一个打算，正在谋虑着，还没拿定主意。现在齐胜提出来了，他就说：“急什么，再过两天，等身子壮实了再说。”

    这以后的几天里，程元吉一直在忙碌着，赶着给人做了几个工，还借故出了趟远门，好像把齐胜走的事忘了。这天，程元吉搞来了一些米，交给女儿，让她全部做成打糕，还特地打来了半斤老酒。晚上，他把齐胜和女儿叫在一起，喝完了一杯酒，说：“齐同志，你要走，我也不打算留你了，要走，就趁今天夜里走吧！路，我已经探听好了：从这里往东北走，过松霞岭往正北，听说那块儿日本人要来，白军早窜了，趁这兵荒马乱的劲，走起来方便些。”

    说完，程元吉又拿过准备好的干粮和一个纸包，递给齐胜说：“这些东西你带上，路上吃；钱没有多少，带在身边，急用的时候花。”

    齐胜默默地接过干粮，却把钱递回去，感激地说：“阿叔，这些日子，多亏你老救了我。这恩情也实在难以报答，只好日后再说。这干粮我带上；你老和兰妹过生活不容易，这钱还是你们留着用吧！”

    “齐同志，看你说到哪儿去啦？你说我救了你，又是谁救了我？咱的军队和我是一条命哪！至于说到我爷儿俩的生活，这，我还有话要说。”说到这里，程元吉猛地一仰脖子喝完了最后一杯酒，抓住女儿的手说，“孩子，那天我问你愿不愿去参加自己的队伍，你说愿意！现在爹已拿定主意，机会难得，你就跟齐同志一块走吧！”

    虽然，兰子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是没想到爹会这样突然地就决定了。她沉默了半晌，才动情地喊了声：“爹！”

    “别担心我，你爹的骨头硬着哪，我总能苦熬苦撑着等你们回来！”程元吉把钱交给女儿，慈祥的语气里含着严厉和果断。说罢，看见齐胜脸上有为难的神色，又说：“齐同志，这事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为革命嘛，有东西出东西，有人力出人力！再说那天的事你也看到了，这样的世道，女儿大了我也不放心；跟上你去干革命，一来自己队伍里多个人手，二来我也了了一桩心事。再说，你们俩路上互相招呼、互相掩护着，也少遭点凶险。”

    这些日子相处，齐胜也摸到了老人说到做到的脾气，而且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交给革命，这也是这个革命老人的心愿。想了一下，就说：“既然你老人家决定了，我一定好好把兰妹妹带给咱们的新四军。只是，阿叔，我怎样来答谢你呢？”

    “咳，”程元吉打断了他的话，“为了革命，这算得了什么？告诉你，我程老三这颗心算红透了！”说着，他又拿出了他那珍藏很久的两张纸条递给齐胜。

    看着这两张纸条，齐胜更加激动起来：这位革命老人在这么长的日子里，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和共产党和红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啊！

    深夜，程元吉把齐胜和自己的女儿送出了村，送上了向东北的小路。在朦胧的月色里，这两个青年人告别了老人，踏着细碎的星光，奔向北方，奔向长江，奔向抗日前线去了。

    程元吉目送两个亲人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抹去脸颊上不知什么时候流下的泪水，回到自己的竹寮里。刚刚坐下来，他看见油灯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齐胜留下的。那上面写着：

    新四军主力部队，游击部队或革命政权的同志们：

    我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负伤，多亏崇安县灵田村程元吉老人收留疗养，从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伤愈归队。因我当时无力将医疗、饮食费用偿还这位老人，故留此信。请同志们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此信后，随时照顾这位革命老人，并望按一个革命军人应得的口粮，依上述日期偿还程元吉为盼。

    新四军×部排长 齐胜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程元吉把这张纸条仔细地读了两遍，小心地折起来，把它和另外两张纸条放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抚摸着它们。由于感情过于激动，他的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了……

    尾 声

    傍晚时分，程元吉老大爷向我说完了这三张纸条的来历。他把三张纸条连同我写的那张借据一道，小心地收藏起来，送我出了竹门。走着，他抓住我的手，按到自己的胸前，像是开玩笑而又带些责备地对我说：“小伙子，看你又找斗又拿秤的，你能称出我老头子的心是几斗几斤吗？”

    走出好远，我还能听见他那爽朗的满足的笑声。

    这天晚上，我躺在露营地————一棵大树底下，久久不能入睡。白天的事和这三张纸条的故事深深触动着我。不，这不是几张纸条，是人民与自己军队亲密关系的辉煌的诗篇；这不是程元吉一个人，是全国革命农民的崇高形象！

    就带着这个三张纸条的故事，我来到了祖国的海防。每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革命老人；每当有空的时候，我就和同志们讲起这几张纸条的故事。他，它们，给了我力量，鼓舞着我前进，教导我更热爱人民！

    也许同志们还要问：程元吉老大爷现在怎样了？这我也说不真。只是在一九五一年去南京开会的时候，我路过他的家，看望过他。他已经当了村的农会主席，土改中又分得了土地，政府还为他重盖了房子。他还是那么健壮，而且更有精神了。他告诉我，齐胜现在已经是某部的团长，参加志愿军到过朝鲜，现在正在哪个学校学习。他的女儿兰姑娘也当了某军后勤的卫生队长了。他俩在过去艰苦生活和战斗中产生了爱情，在一九四九年结了婚，生了小孩，不久前一道回家看望过他。谈到那几张纸条，他说，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初，政府已经按照纸条的数字加一倍还给了他。但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用，一部分献给政府救济灾民，一部分做了抗美援朝捐献，给志愿军同志买了飞机大炮了。于是，这四张纸条又变成了一张————抗美援朝捐献的证明。

    现在，事情又过了几年，谁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他的身体该还好吧？头上的白发该更多了些吧？或许脊背也更驼了？但是，我仿佛还能看见他那精神奕奕的眼睛，听到他那开朗的笑声。也许，他已经在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里担任个监察委员————这差事对他挺合适————在为公共财产而操心；也许，正坐在充满阳光的敞亮的房子里，带着慈祥的微笑，看着女儿、女婿和外孙的照片，又对着绕膝的孩童们讲起这几张纸条的经过了。

    195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