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纪念品[1]

确厉害，脚刚一着地，就钻心地痛，我“哎哟”一声又歪倒了。

    她连忙扶着我，说：“叔叔，你还得躺着，等消灭了蒋军我去叫人来抬你。”

    我说：“不行，打仗的时候，一挺机枪关系大事，我得把枪送到队伍上去。”

    “我给你送。我扛得动，我刚才还扛过哪！”她看看我的脸，知道我不答应，她就说，“要嘛，我先进庄去看看，要是没有土匪，我找人来抬你，好不好？”

    这倒是个办法，但万一碰上敌人呢？我不能让她为我去冒险。我不答应她去。

    谁知道这回她不依我了，说：“不要紧，这路我熟着呢，我还会躲，你看！”她伸手抓起地上一个用甘蔗叶子编的大草圈，往头上一戴，可不是，草叶子一耷拉，把小娃娃遮得严密密的，隔几十步就看不出了。她嘱咐我：“叔叔，你可别乱走哇，别叫我回来找不着你。你待的这个地方是从西数第十七垄。”说完，像个小刺猬似的，一溜就不见了。

    她一走，我不由得心慌起来，越想越觉得不该放她走。在这里我还有挺机枪保护着她，可是出去了，如果碰上蒋军……我越想越担心，简直想爬起来去撵她，可是腿又不听使唤。我只好熬着，熬着……

    过了约莫有一个钟头，我听见甘蔗地头上一个人小声地数着：“一，二，三，四……”是她，她回来了。仔细一听，似乎还有一个人，我一惊，刚要抓那挺机枪，就看见她钻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也顶着个草圈子。

    孩子一蹦蹦到我跟前，高兴地说：“庄里没有土匪，可是找不到人，我把我妈领来了。”

    她妈看了看我的伤处，说：“到庄里去吧，到庄里就好想办法了。”我点了点头。她把我扶起来，肩膀抵着我的左肩窝，我慢慢地用一双腿跳跶着走出了甘蔗地。回头看看我那挺机枪，那孩子扛着呢。十七八斤重的铁家伙，外加两个子弹梭子，把孩子压得一歪一歪的。她望着我，好像是说：“你看，叔叔，我说扛得动，你不信！”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娘儿俩帮我走到了村子里，到了她们的家。她妈安置我躺下就出去了。这工夫，孩子从锅里摸出两块红薯，硬逼着我吃下去。过了一大会儿，她妈领着三个妇女来了，还带来了一张竹篾床。她说，男人都不在家，去给解放军抬担架了，现在只好由她们来抬了。她们四个把我和枪都放到竹床上抬起来。那孩子呢，非要跟着不行，还硬要拿着两个子弹梭子。

    拐弯抹角地走了五六里山路，就来到了团的前方指挥所。忽然，一阵疼痛，我就又昏过去了……当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医生说，这次负伤是打碎了一块骨头，还打着了什么“静脉”，要不是包扎得及时，不死也得落个跛腿。可是经那条红领巾一包，这条腿不是好好的了吗！

    那时我想：等我伤好了，一定得去找到她，好好地谢谢她。孩子的红领巾还在我这儿呢————到医院换药时解下来，我就把它保存起来了，只是被血弄脏了，得买条新的还她……

    可是我很懊悔，那时候伤口痛得晕头转向的，怎么没有问问她的姓名和地址呢，现在连她那庄子的方向也记不清了。咳，我真是……

    伤愈那天，我第一件事就是找裁缝做了条红领巾，带着那条旧的红领巾，回连了。

    回连报到以后，当天没有事，我就请了假到我阻击的那个阵地（这我是记得的）附近的村上到处打听。说起来也好笑，这么大的东山岛，十几岁的女孩子有的是，到哪里去找呀？

    星期天我又请了一天假，决定到附近的村庄去挨门找。嗬，可给我问到一个下落了！有人告诉我说她在西浦镇上，我高兴极了，一口气跑了八里多路。到了那里，谁知找到了一看，不是！那也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掩护了我军的一个伤员，但我找的不是她。

    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我琢磨着像这样的孩子，她的事迹人民政府一定会知道的，便决定到县人民政府去找。到了那里，广场上正开全县的东山战斗庆功大会呢。我挤进会场，东看看，西瞧瞧，咦，她在功臣席上坐着呢！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衬得小脸黑里透红。那小辫儿，那大眼睛，那个小痣子，是她，一点儿也不错！

    休息的时候，我跑上去找她。她一下子扑到我身上，连连地叫着：“叔叔！”还看看我的伤口，问我现在还痛不痛。这时，我才知道她家是盐民，爸爸在一九五〇年就被蒋军抓去了，听说死在海边了。她告诉我，这次因为救我，她被评了一等功。

    从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还通信联系呢。有一封信上，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正在练兵，就是为了解放台湾，我一定要把本领练好，去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把台湾人民救出来，给你爸爸报仇！”

    至于那条包过伤口的红领巾，现在还留在我这儿。我还她的是条新的。为了这事，我们当时还争执了好半天呢。你看，这就是那条红领巾，这条缺口，是她给我包伤口的时候用牙撕开的。

    1954年1月23日

    [1]本书收录的作品均为王愿坚的代表作。其作品在字词使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次出版，根据作者早期版本进行编校，文字尽量保留原貌，编者基本不做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