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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内忧外患,也没有天灾人祸。

    这种年景,是平民百姓最幸运的年景,不用遭受那么多的灾祸和杀戮。

    所以在万历年间,至少是万历初年,物价水平,是不算太高的。

    万历年间的十文钱,大概能买三斤黑豆,能买两斤半黄豆。能买一尾一斤半重的,宴席上烹饪要用的鲜鱼,还能买差不多八两多猪肉,一斤多牛肉。

    没错,就是能买八两多猪肉,或是一斤多牛肉。因为在明朝,最起码在万历年间,猪肉是比牛肉贵的。

    猪肉的价格,大约是要比牛肉贵三成左右。

    这就会让后世的人比较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在这个年代,猪肉不但比牛肉贵,也比羊肉贵。而鸡肉的价格也相当之离谱,买一只大鸡,需要的钱,能够买三斤多的羊肉,或是三斤多的牛肉,或是两斤半的猪肉。

    这一只大鸡,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重?也无从考据。

    但由此大致也能看出来,明朝万历年,鸡肉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

    这些肉类之中,反倒是羊肉和牛肉最便宜。

    十文钱不算太多,但差不多也能买一斤肉了。

    而一斤肉,听起来不多,但是在这个年代,对于贫民百姓人家来说,份量却是非常非常重的。

    要知道,在这个年代,这些平民百姓人家,他们平时吃饭,饭里都舍不得放多少油,也就是沾点油花儿就行。吃肉呢?一个月也吃不上一两次,一年加起来可能也就吃个十次。

    要说炒个肉菜,包个肉馅的饺子,那可能是年关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的待遇,算是一年到头了,犒劳一下自己。

    所谓十文钱对他们来说,不可谓不多。

    赵三儿是个脚夫。

    一般来说,无论哪个时代,在大明朝或是在后世,城里人看待乡下人,总归是有些优越感的。后世如此,在明朝也是如此。

    而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住在城市里,的的确确是比住在乡村里,收入要更高的。

    这会儿,住在城里的人,无论做什么营生,不管是自己做生意,还是在酒楼,在店里,给人家做事,总归每个月都能有点收入。而且不用交纳皇粮国税,拿到的银子都是自个儿的。就算这个收入并不是多高,但至少也能维持住自己不饿死。若是再好点,则是可以让自己的一家老小,安稳度日。

    而这会儿若是住在乡下,住在乡村之中种地,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因为在这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赋税压力,全部都压在了农民的头上。

    粮食税,是整个国家赋税收入中最大宗的一笔,而下面的官员,层层累加,基本上也都是累加在粮食税下。

    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农民的遭遇是最为悲惨的,哪怕是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也要承担极其沉重的赋税压力,而若是到了王朝末日,无数的赋税累加下来,直接就会让他们不堪重负,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税的,就算卖儿卖女卖老婆都交不上。

    到时候,就只能揭竿而起了。

    正是所谓官逼民反。

    说起来,官逼民反这四个字,这个民,基本上指的都是农民,而不是城市里面这些市民,至少在中国古代是如此的。

    这会儿万历六年,在张居正主持之下,从今年开始大肆清丈土地,很是清丈出来一批之前被瞒报的耕地。现下朝廷手中掌握的耕地数量,从之前的四百多万顷,增长到了七百多万顷,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减轻了老百姓肩上的沉重负担。当然,即便是如此,农民们所要承担的赋税压力,也要远远超过市民,日子过的也不如市民舒服。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行,这个时代,农业税的比例是多少呢?在洪武年,一亩地大约要交三斗到四斗左右的皇粮国税,而在这个年代,无论是耕作技术还是施肥手段,以及其他的跟种地相关的那些手段技术,都比后世相差甚远。一亩上好的水浇地,亩产量能够达到八斗九斗,就算是非常不错。能达到一石,那就已经是骇人听闻。

    当然,苏湖地区的一些高产稻田,不在此之列,那样的田地,毕竟少见。

    这个赋税比例,几乎就占了农民们收成的一半左右。后来到了万历年,这个比例下降了,一亩地的赋税,大约只要一斗。但这是皇帝定的,是朝廷定的标准。在大明朝,尤其是在大明朝的基层,上头定的标准是什么,那是全然不作数的。

    在明朝征收粮食税的过程,淋尖踢斛之类的手段,那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了。经过层层官府,层层累加,落到农民头上,基本上每亩地,还是要交个两三斗的样子,这基本上就占了农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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