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

最忧伤的小说，都在悲剧风光的岩缝里散布些小巧妩媚的动人之处，犹如鲜花一般。这种令人难忘的优美雅致的花朵到处繁茂盛开，像欧洲紫罗兰的小花，简朴谦卑，隐而不露，在狄更斯小说中最不引人注意的草原里等待着。无忧无虑的欢快清泉从不期而遇的事件的深暗岩石中间到处喷涌而下，响声悦耳。在狄更斯的书中有些篇章的效果可以与风景画相比。它们是那么纯洁，那么神圣，毫无人世欲望的影响，充满欢乐温和的人情味，并且阳光照临，欣欣向荣。为了这些篇章人们就不能不喜欢狄更斯，因为这样大量的精巧技艺遍布全书，丰富多彩，这就有了重要意义。有谁能够逐一列举出他的那些混杂的、兴高采烈的、心地善良而又略显可笑和总是很有趣的人物来呢？这些人物都是突然出现的，都有奇想怪癖和个人特性，都被安置在不常见的职业里，都卷进了滑稽的奇遇。然而，尽管这些人物很多，却没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似。这些人物在最小的细节上都是精雕细刻的，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模式和铸件。一切都是感性生活，都是生气勃勃的。这些人物都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曾经亲眼目睹的。让我们看看这位作家无与伦比的眼力吧。

    狄更斯的眼力具有举世无双的精确性，真是一部奇妙的、不出差错的仪器。狄更斯是一位视觉的天才。人们都喜欢细看他的每一幅肖像，无论是青少年时代的，还是成年时代的。肖像上的眼神显得引人注意、沉着镇定。那不是作家的眼睛，在美丽的奇思妙想中不停地转动，在哀歌式地、迷迷糊糊地打盹儿。它不是软弱的、顺从的，也不是奋发地幻想的。那是一双英国的眼睛：冷静、灰暗、敏锐、闪光，就像纯钢一样。它还坚强得像保险柜，里边存放着不知他在什么时候————昨天或者多年以前————从外界收集到的东西。不会燃烧，不会遗失，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密不透风的。有崇高伟大的东西，也有最无关紧要的东西。例如一家伦敦杂货店的一个彩色招牌————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的时候看到的，再如一棵正对着窗子的枝叶繁茂的树。这双眼睛什么都不会漏掉，它们比时间更坚强，把一个个印象十分珍惜地排列在记忆库里，供作家随时取用。这里什么东西都不会被遗忘，都不会变得苍白或者没有生气。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存放着，等待着，始终保持着香味和汁水，保持着鲜明色彩，什么东西也不会坏死或枯萎。狄更斯眼睛的记忆是无人可比的。他用自己的钢刀分解开了童年时代的烟雾：在《大卫·科波菲尔》这部经过乔装打扮的自传里，两岁的孩子对母亲和女用人清晰的回忆，有如从无意识背景中剪下的侧面影像。在狄更斯笔下没有模糊不清的轮廓。他不写幻景多义的可能性，而是迫使幻景明朗化。他的表现能力不给读者的幻想留下自由的意志，他压制读者的幻想（因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幻想的民族的理想作家）。如果召来二十位画家，让他们为科波菲尔和匹克威克画像，那么，一张张画出来的像看起来都很相似。在难以解释的相似之中都会画出穿着白背心、眼神和蔼、戴眼镜的胖绅士和一个坐在往大雅茅斯去的邮车上的淡黄色头发、长相漂亮但有些胆怯的男孩。狄更斯描写得清晰、鲜明、无微不至，因此画家只能顺从他那使人着迷的眼力。他没有巴尔扎克那种魔术般的眼力，让人们摆脱他们激情杂乱无章形成的云雾，他的眼力是完全人世的眼力，水手的眼力，猎人的眼力，一种观察细微人性的鹰的眼力。有一次他说：构成生活意义的是琐碎小事。他的眼力捕捉细小特征。他看得到衣服上的污点以及窘迫中一筹莫展的细小姿态，他揪得住一个勃然大怒的人深色假发下边闪现出来的红头发。他觉察得到细微的差别。在握手时，他觉察到每根手指的动作；在微笑中，他觉察到色调明暗的不同。狄更斯在进入文学创作时期之前在国会里当了许多年速记员。他在那时练就了把详情细述紧缩成简明扼要地用一条线代表一个词以及用一个短小的云状符号代表一个句子的本领。因此，后来他在写作也就使用起了一种真正的速写法。他用小的符号而不作描述，从五光十色的事实真相中蒸馏出观察的精华来。对于外貌的细小地方，他的眼光敏锐得令人吃惊。他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忽略。他的目光就像照相机上的快门，能抓住一个动作、一个姿势的百分之一秒。什么东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通过一种非凡的目光折射，他的观察的敏锐程度还会提高。这种目光折射，不是像一面镜子那样以实际的比例重现物体，而是像一面凹面镜那样夸大物体的特征。狄更斯总是强调他的人物的特征，他从物镜里把特征转变成增强的特征、漫画的特征。他使特征更加鲜明，并把特征提高成为象征。大腹便便的匹克威克在精神上也变成了近乎圆形。瘦削的金格尔在精神上也是干瘦的。坏人成了恶魔，好人成了具体化的完美。像所有大艺术家一样，狄更斯也进行夸大。然而他不是夸大成宏伟壮丽，而是夸大成幽默滑稽。他的描写所取得的无法形容的愉悦效果根本不是出自他的心情，也不是出自他的傲慢，而是由于他眼睛的这种独特的反射能力。他的眼睛异常敏锐，能把任何现象在反映生活的基础上夸大成奇特美妙和漫画式的东西。

    实际上，狄更斯的天才恰恰是在这种独特的镜头里，而不是在他有些过分市民化的思想里。狄更斯本来就不是神秘地理解人物内心的心理学家。他让事物从或明或暗处于神秘生长过程中的种子里发展出自己的色彩和表现形态。他的心理学始于可以看见的事物。他通过外部现象描写特征，不言而喻，也就是通过那只有作家锐利的眼睛才看得见的最新与最细微的外部现象。正如英国的哲学家一样，狄更斯也不是从假定开始，而是从特征开始的。他捕捉心灵最不引人注意的、完全是物质的表象，并通过他那漫画式的奇特镜头让所有特征在物质表象中一目了然。他根据特征识别出种类。他让小学教师的嗓音低弱，讲个单词也费力。人们都会预料到，孩子们害怕一个用力说话而使得额头青筋暴起的人。狄更斯的尤利亚·希普总是两手潮湿冰凉，这个人物形象一定令人感到不舒服，像看见蛇一样不愉快。

    这些外表现象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诸如此类的小事又总是影响到内心。有时候这不过是他描写的一个生动的怪念头，一个纠缠着人、使人像木偶一样做机械活动的怪念头。有时候他又用某人的随从来表现某人的特征————试想如果没有山姆·维勒，匹克威克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吉普，朵拉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乌鸦，巴纳比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矮种马，吉特会是什么样子！他不把人物的特征画在典型的身上，而是画到荒诞可笑的影子身上。他的人物性格其实总是特征的总和。但是这些特征都经过精心雕琢，所以能够互相适应，组合成一幅卓越的马赛克图案。因此，这些特征大多数是表面的、显著的，都能引起眼睛进行内容丰富的回忆，而不是一种感情上的模糊回忆。如果我们在心里呼唤巴尔扎克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人物，名字叫高老头或者拉斯柯尔尼科夫，那么，就会有一种感情，也就是对献身精神的回忆、对灰心绝望的回忆或者对激情混乱的回忆来作回答。如果有人对我们讲到匹克威克，那么，就会浮现出这样的图像：一位挺着突出的大肚子、态度平易近人、马甲的纽扣金光闪闪的绅士。这时我们会明白，人们想到狄更斯的人物，如同想到绘画，而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人物，如同想到音乐。后两位是凭直觉进行创作，而狄更斯则是复制式地进行创作；后两位是用精神的眼睛进行创作，而狄更斯则是用肉体的眼睛进行创作。他不是在感情因受梦幻咒语七倍热光的强制而像幽灵一样从无意识的黑夜中升出来的时候捕捉感情，他是到无形的影响在现实中留下印记的地方去守候它。他捕捉灵魂对肉体的千百次作用，他一次也不忽略。他的想象力就是他的眼力，这对于住在世界上中间范围里的感情和人物形象是足够用的。他的人物都是正常感情在适当温度下的立体形象。他的人物在激情的热度中会融化，就像蜡像在感伤中会融化一样；而在仇恨中则会僵化，变得很容易破碎。狄更斯只是对爽直的性格取得了成功，而对那些正处于由善到恶、由神到兽的千百种过渡状态，吸引力也各不相同的人，则没有取得成功。他的人物总是毫不含糊的，要么是超群出众的英雄，要么是卑劣无耻的无赖。他们都有先天注定的本性，不是额头上方有灵光，就是身上有罪人的烙印。他的世界摆动于善良与邪恶之间，摆动于感情丰富与毫无感情之间。此外，他的方法找不到进入关系神秘的世界，即万物神话般互相关联的世界的门径。宏伟的东西是捉不住的，英雄的东西是学不会的。狄更斯的荣誉和悲剧都在于，他始终停留在天才与传统之间的中心、闻所未闻与平庸陈腐之间的中心，也就是停留在人世间规定的轨道上，停留在可爱的事物中、令人感动的事物中，停留在惬意的事物和市民的事物中。

    但是他不满足于这样的荣誉。这位田园诗人渴望悲剧，他不断向悲剧方面努力。但他充其量只能达到情节剧的限度。他的这些尝试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双城记》、《荒凉山庄》在英国也许被认为是高水平作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们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们的宏伟姿态都是勉强作出来的。在这些书中向悲剧方面努力确实有其值得称赞之处。狄更斯在小说里堆积了许多阴谋诡计，突出了犹如巨块岩石落到主人公头上的重大灾难。他作法召来了雨夜的恐怖、人民起义和革命，他开动了惊骇和恐慌的整个机器。不过庄严的恐怖从未出现，他那恐怖只是畏惧，是纯粹的身体对惊骇的反射，而不是心灵的恐怖。那种深刻的震撼，那种由于害怕而让内心呻吟着，渴求在电闪雷鸣中得到解脱的暴风雨般的效果，在狄更斯的书中没有出现过。狄更斯把危险重叠堆积起来，但是人们不感到害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们有时候会突然凝视深渊。人们如果感觉到自己胸中的这种黑暗、这种无名深渊被撕裂了，就会急促地呼吸。人们会觉得脚下的土地正在消失，会感到一阵突然的眩晕，一阵猛烈但是甜蜜的眩晕，会想倒下，跌倒在地，同时又由于感觉到在愉快和痛苦都处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无法区分二者而害怕起来。狄更斯笔下也有这样的深渊。他把深渊打开，装满黑暗，给人看深渊的全部危险，然而人们并不感到害怕。人们也没有精神上跌倒的那种甜蜜的眩晕————也许那就是艺术享受的最大诱惑。在狄更斯笔下人们总是感到很安全，就像抓住了扶手一样。人们都很清楚，狄更斯不会让人跌倒的，还知道，主人公不会遭遇灭顶之灾的。在这位英国作家的世界里舒展白翅飞翔天空的两位天使————同情和正义————会把主人公毫发无损地带过岩石裂缝和深渊。狄更斯缺乏残忍，缺乏走向真正悲剧的勇气。他没有英雄气概，而只是多愁善感。悲剧是进行抗拒的意志，多愁善感是对眼泪的渴望。狄更斯从未获得那种没有眼泪、没有言语、绝望痛苦的最后威力。温和的同情————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之死————是狄更斯所能圆满表现的最极端的严肃感情。当他准备进行真正重要的推进，同情总是会来掣肘他。同情之油（常常是变了质的）总是平息用咒语召唤来的元素风暴。英国长篇小说多愁善感的传统压制了要成为强者的意志。结局必定是一篇启示录，是末日审判，好人升上天堂，恶人遭受惩罚。可惜狄更斯把这种公道接收进了他的大多数小说。无赖们相互谋害，归于消失，傲慢者和富翁们破产了，而他的主人公们却都在安乐舒适地生活。这种地道英国式道德意识的过分营养使得狄更斯创作悲剧性长篇小说的宏伟灵感冷静下来。这些作品的世界观即为维持作品稳定而装配好的陀螺，不再是自由艺术家的公道，而是一个英国国教徒市民的世界观。狄更斯对感情进行审查，而不是让感情自由发挥作用。他不允许感情强劲奔放，如巴尔扎克那样，而是用堤坝和沟渠把感情引进河道，以转动市民道德的磨盘。传道士、教士、常识哲学家、教师都隐而不现地与他坐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大家聚集在一起，对他进行劝诱：他写给青年的榜样和告诫最好是一部严肃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没有约束的实际情况留在视网膜上的短时间的感觉。当然善良的信念得到了报偿。狄更斯逝世的时候，温彻斯特的主教在他的作品旁边称赞说，可以放心地把狄更斯的作品放到孩子们的手里。但是他没有如实地表现生活，而是表现如人们想给孩子们描写的那样的生活，这就削弱了他的作品令人信服的力量。对于我们非英国人来说，他的作品里宣扬和充斥的高尚品德太多了。要成为狄更斯笔下的主人公，就必须是道德的典范、清教徒的样板。在同样也是英国人，当然是比较重视感官享受的那一个世纪的孩子菲尔丁和斯摩莱特笔下，主人公即便曾经打架斗殴，打伤过对手的鼻子，或者他虽然正在与他的贵夫人热恋，却又与贵夫人的使女同床共枕，也丝毫不会妨碍他是主人公。狄更斯甚至不允许放荡的人有这一类丑恶行为，他所写的行为放荡的人其实也是无害的。那些人的寻欢作乐即便一个老处女看了也不会臊得脸红。比如，迪克·斯维勒是个放荡不羁的人，究竟他有哪些地方放荡不羁呢？我的上帝，他喝了四杯乡下啤酒，而不是两杯，他付账款非常不守规矩，他还不时闲游闲逛。这就是全部。最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刻，他得到一笔遗产————当然是一笔不大的遗产————并且极其体面地与在道德轨道上帮助过他的姑娘结了婚。在狄更斯笔下甚至无赖也不是真正不道德的，他们尽管有种种劣习，却都没有去付诸实行的男子气概。这种企图遮掩性欲的英国式谎言成了他的作品的商标。狄更斯伪装斜视，忽略不愿看到的东西，把有所觉察的目光从实际情况上转开。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阻止了狄更斯写出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卓越的悲剧性长篇小说。对这位艺术家来说，如果没有一个他的创作渴望能遁逃入的自由的世界，如果他没有银色的翅膀————他那令人愉快的，几乎是非人间的幽默————使他骄傲地超越充斥诸如此类投机主义的沉闷地区，那么，英国就会完全把他拖进它特有的沾沾自喜的平庸中，就会用宠爱的夹得紧紧的胳膊把他变成它的性谎言的辩护律师。

    英格兰的大雾没有降临到的这片一派太平景象的幸福自由世界是他童年时代的所在。英国式的谎言阉割人身上的性欲，强行控制成年人。然而孩子们都充满喜悦，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自己的情感。孩子们还不是英国人，而是鲜艳明丽、娇小可爱的人类之花。英国的虚伪烟雾还没有在孩子们色彩缤纷的世界里投下阴影。狄更斯在他还能自由自在，不受英国资产阶级的良心阻拦，随意处理问题的时候，写出了不朽之作。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童年生活是绝无仅有的美。我相信，他的那些人物，那些早期欢乐和真诚的插曲，永远不会从世界文学中消失。有谁能够忘记小耐儿的漂泊漫游，她是如何随同白发苍苍的爷爷离开大城市的烟雾和昏暗，走到了青葱翠绿的田野里。她心地善良，性情温柔，那天使般的微笑在她去世之前一直愉快地凌越一切艰难险阻前来救援她。在超出一切多愁善感，达到了最真实、最生动的人的感情的意义上说，这是令人感动的。有个汤米·特拉德尔德斯，是个面色红润的胖小伙子，在石板上画骷髅就能让他忘记挨揍的痛苦。有个吉特，是忠实人中最忠实的人。小尼克贝和后来一再出现的那个很漂亮、“身材不高、常常受到虐待的小伙子”并非别人，而是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他把自己童年的欢乐与不幸都无与伦比地写得永存不朽了。狄更斯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这个谦卑屈从、孤孤单单、饱受惊骇、沉湎于梦想的男孩子————双亲让他成为了孤儿，在这里他激荡的感情真的变成热泪盈眶了。他的声音洪亮、浑厚，听起来如同钟声。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这样的儿童轮舞是令人难忘的。这里边还掺和进了欢笑和痛哭、高尚和可笑，形成了独有的彩虹光辉。感伤和崇高、悲剧性和喜剧性、真实和虚构，都和解成了一种新东西，一种迄今尚未曾有过的东西。在这里他克制住了英国气，即世俗气。在这里狄更斯的伟大和无与伦比是没有局限的。如果要给狄更斯立纪念碑，那么，要把他作为孩子们的保护人、父亲和兄长，让这些儿童围着他坚强的形象轮舞在大理石上。他确实是把孩子作为人类本质最纯洁的表现形态来钟爱的，每逢他想使人们喜欢某个人物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物像孩子一样单纯。为了孩子们的原因，他甚至还喜欢上了那些早已不是童年天真，而是幼稚发傻的人，那些弱智和有精神病的人。性格温顺的精神病人，他们那可怜的迷失感觉像白色的鸟一样翱翔于充满忧患与怨诉的世界上空。他们不觉得生活是一个难题，是一种辛劳和任务，而只觉得是一种愉快的、完全无法理解但又很美好的游戏。在狄更斯所有的长篇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精神病人。看到狄更斯如何描写这些人，是很令人感动的。他小心谨慎地扶助他们，像对待病人那样，并在他们头的周围安排许许多多善，就像光轮一样。他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永远停留在童年的天国里。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童年就是天堂。每逢我读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就总是忧郁地担心孩子们长大。因为我知道，如果丧失了最可爱的东西、一去不复返的东西，那么很快便是诗意与习俗的混合、纯洁的真实与英国式的谎言的混合。他本人好像在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感情。他只是很不情愿地把他所喜爱的主人公交给生活。他从来不陪同他们进入变得陈腐平庸、变成生活中的商贩或车夫的年龄。他引导他们成长，直到举行婚礼的教堂大门前，经过种种险阻进入生活舒适、光亮如镜的安全之处。这时候他便和他们告别了。在那形形色色人物的行列里，狄更斯最喜爱的一个孩子是小耐儿。他把对自己夭折爱女的回忆在小耐儿身上永恒化了。他根本不让她进入这个令人失望的严酷世界，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他把她永远保留在儿童的天国里，提前让她闭上了温柔的蓝眼睛，让她在童年光明的陪伴下不知不觉地升入死亡的黑暗。他觉得与真实的世界相比，她太可爱了。

    我已经说过，狄更斯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谦卑的市民世界，一个心满意足的英国，是众多生活可能性中狭小的一部分。如此贫困的世界只有通过强烈的感情，才能变得富有起来。巴尔扎克通过他的厌恶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救世主之爱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而狄更斯这位艺术家则是通过他的幽默把他的人物从沉重的现世苦难中解救出来。他不用一本正经的客观来观察他的小市民世界，他不唱诚实人的赞美诗，不为所谓唯一的美德————才干和冷静唱赞美诗。他像戈特弗里德·凯勒和威廉·拉贝那样，充满同情心而且诙谐有趣地给他的人物递眼色，使他们在自己小人国居民的惶恐不安中稍微带上一点微笑。但这是一种乐于助人的微笑、令人愉快的微笑。因此，为了他们的种种愚蠢言行和滑稽表现，人们更加喜欢他们。幽默犹如阴天里的一道阳光落到他的书上，使得书中简朴的地方顿时呈现出一派欢乐景象，显得非常可爱，而且充满无数令人陶醉的奇妙事物。在这样给人愉快和温暖的火焰旁边，一切东西都变得更加生动和真实了，甚至虚伪的眼泪也像钻石似的闪光，微弱的激情也像熊熊火炬一样明亮。狄更斯的幽默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他的时代，得以永世长存。幽默像小精灵阿里尔那样穿过他书中的空气飘浮而过，使他的书都洋溢着亲切的音乐。幽默把他的书拉进了旋转的舞蹈。幽默是生活的巨大喜悦，幽默是最现实的，甚至在阴暗混乱的矿井里它也能像矿工灯一样放射光芒。它能消除过分紧张的心情，能通过讽嘲的附加音缓解过分的感伤，能通过它的投影、它的荒诞描述减弱被夸大的东西。它是狄更斯作品中的和解剂、平衡剂和永存的东西。不言而喻，正如狄更斯笔下所有的东西一样，它是英国式的，是真正英国式的幽默。他也缺少情欲，他能自我克制，不刚愎自用，也从不纵欲放荡。他在富有以后依然保持适度作风，不像拉伯雷那样粗声怪叫，打饱嗝儿；也不像塞万提斯那样欣喜若狂得翻跟头；更不像美国人那样探着头往前冲，不成个样子。他一向保持正直和冷静。像所有英国人一样，狄更斯只用嘴微笑，而不是用全身微笑。他的爽朗大笑甚至不会燃烧，而只是发出一些火星，把火光散射到人们的血管中，随着数以千计的小火苗跳动，像幽灵一般闪现，像鬼火一样逗人。这是实际生活中一个讨人喜欢的调皮鬼。狄更斯的幽默————这是因为狄更斯的命运就是一贯描写中间状态————还是在感情的醉态、心情的狂热与讽嘲的冷淡微笑之间的一种平衡。他的幽默是英国其他伟大人物所不能相比的。他丝毫没有斯泰恩那种条分缕析、浸渍腐蚀的讽嘲，也丝毫没有菲尔丁那种高视阔步的乡间绅士诙谐的爽朗笑声，他也不像萨克雷那样尖刻伤人。他只让人愉快，从来不让人痛苦。他像太阳的光圈，只是围绕着人们的头和手兴高采烈地戏耍。他不道貌岸然，也不讽刺，更不想在弄臣的头巾下边暗藏什么郑重严肃的东西。他根本不想要什么，不想成为什么。他活着。他的存在是没有意图的和理所当然的。狄更斯的眼角里已经钻进了狡黠，对人物进行修饰和夸大，使人物有赏心悦目的匀称和滑稽可笑的扭曲。这一切后来就使得千百万人为之陶醉。一切事物都进入了这个光环，像是发自内心似的闪耀光辉，甚至骗子和无赖也有自己的幽默灵光。每逢狄更斯观察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显得着实可笑。一切都光芒耀眼，回转不停，雾都对阳光的渴望似乎得到了永久的解决。语气翻了跟头，句子间互相混杂，忽又分开，与意义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出许多问题，逗乐取笑，互相打岔，一种任性鼓动他们去跳舞。这种幽默是不可动摇的。它可口，尽管没有性欲的盐。英国烹饪法是拒绝使用这种盐的。狄更斯没有因为出版商在背后挑拨而使幽默迷失方向，即使在感情冲动的时候，在感到困顿和烦恼的时候，狄更斯也只能写出轻松愉快的东西。他的幽默令人折服，它稳稳待在美丽敏锐的眼睛里，并且与眼睛的光亮一起熄灭。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害他的幽默，即令是时间也难以成功。我不能想象有人不喜欢像《炉边蟋蟀》这样的中篇小说，有人能够在读这些书时不发出爽朗的笑声。精神的需要可能会像文学的需要那样发生变化。但是，只要人们渴望那种愉悦舒适的时刻————生活的意志休息，生活的感情轻柔地触动生活的波浪，只要人们不要其他而只渴求一种没有烦忧、旋律优美的心灵激动，那么，在英国，以至在全世界，人们都会去拿起狄更斯独具特色的书。

    在这些尘世的、最为尘世的作品里，伟大和不朽就在于它们当中有个放射光芒、给人温暖的太阳。对于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人们不应该只问其思想的强度，不应该只问站在作品后边的作者其人，也应该询问作品思想的广度，询问作品对群众的作用。人们对狄更斯的谈论将超过对我们这个世纪里任何人的谈论。狄更斯为世界增加了愉快，千百万双眼睛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泪光盈盈。他把欢笑重新种植到了成千上万人那欢笑早已凋谢和被掩埋了的胸中。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有钱人读了齐瑞白兄弟，经过一番思量，便去捐款了，铁石心肠的人也被感动了。当《奥列佛·退斯特》出版的时候，的的确确，孩子们得到了更多的街头施舍。政府也改善了贫民院，对私立学校实行了监管。狄更斯使得同情和友善增强，使得很多穷苦人和不幸者的命运得到缓解。我知道，这种异乎寻常的效果与一部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毫无关系。但是，这些效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效果说明，每一部十分伟大的作品都超出了任何创作意图，都能令人陶醉地去自由漫游幻想世界，并且在现实世界中也引起许多变化。有本质上的变化，有看得见的变化，然后还有对感情感受的热度的变化。与那些为自己要求同情和赞许的作家相反，狄更斯是为他的时代增加了欢乐和喜悦，促进了他那个时代的血液循环。从那个年轻的国会速记员决心为写人和人的命运而拿起笔的那一天起，这个世界就变得光明些了。他为他的时代拯救了愉快，也为此后的世世代代拯救了处于拿破仑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那个愉快的古老英格兰。若干年以后，人们将还会回顾这个古老的世界及其许多罕见的、失传的职业，它们在工业化的迫击炮轰击下早已化为灰烬，也许还要看看这种无忧无虑、淳朴、宁静而且愉快的生活。狄更斯像诗人一样创作了英国的田园诗————这就是他的事业。与强大的东西相比，我们可不要对微小的东西、心满意足的东西有丝毫的轻视。田园诗也是永存的东西，是上古的回归。农事诗或者牧歌就是逃亡者的诗，是怀着欲望的恐惧进行休息的人再度复兴起来的。在未来世世代代的沧桑变化中它还会不断出现。它的出现是为了消逝，就像激动中间的喘息、努力前后的提劲，以及怦怦跳的心脏里满足的瞬间那样。有的人创造权力，有的人创造宁静。查尔斯·狄更斯充满诗意地将一个宁静的时刻嵌入这个世界。今天生活又纯净了，机器隆隆，时代在迅猛的突变中飞奔向前。然而田园诗是不朽的，因为它是生活的乐趣。田园诗的回归犹如雷雨过后重新出现的湛蓝天空，犹如在历经种种精神危机和震撼之后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永恒喜悦。因此，每当人们需要愉快，而且由于激情悲剧性的紧张而疲劳不堪，想要从轻声的事物中听到富有诗意而又美妙的音乐的时候，狄更斯就会不断地从遗忘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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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伦敦关禁债务人的监狱，一八四二年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