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丝绸之路

新入侵的保护地之外。“臣见莎车、疏勒，”班超向皇帝解释道，“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明智而审慎地将这一地区（因为接近帕米尔并有大片森林，得以保持着处处葱绿），与从罗布泊延伸到敦煌的多石盐质黏土沙漠进行了对比。

    所有的殖民政策，都基于对土著心理的认知之上。在这场竞赛中，班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手。公元87年，在叛乱中脱颖而出的疏勒国王假装屈服并请求召见。他带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前来，企图发动一场突然袭击。为此，班超假装相信来客的善意，并为后者举办了一场盛宴。当觥筹交错之时，班超抓住了国王并砍了他的头。与此同时，汉朝军队丢下面具，向敌人发动进攻，将他们全部屠杀。公元88年，在莎车，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其中既有汉人，也有于阗的辅助部队。在夜间，班超假装撤退，接着通过一次强行军折返回去，在黎明时，他向莎车人发动攻势，斩首五千余，迫使该城市投降。

    在北方的蒙古地区，汉朝将军们意图模仿班超，或者说向后者挑战的欲望也非常坚决。公元91年，中国军团开赴匈奴心脏地带，也许远至鄂尔浑河沿岸，俘虏了匈奴单于的全部家族成员。在塔里木地区，龟兹大绿洲失去了得到匈奴进一步帮助的所有希望，于公元90年投降。唯有焉耆继续反叛。公元94年，班超率领一支来自龟兹和罗布泊的辅助部队，向反叛的城市进军。城中居民砍断了裕勒都斯（Yuldus）河上的桥梁，但一切都是无用功，因为班超的军队渡过了齐腰深的河流，并从沼泽地中走出，来到焉耆城前。一些居民得以逃过博斯腾（Bagrach）湖，但余下的被迫投降。这个国家的国王被砍头，处决地恰好就在他处死汉人居民的地方。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朝廷授予班超“西域都护”的头衔，这位中国征服者成为中亚事实上的总督。他“逾葱岭，迄县度”，也就是说，最远到达了波斯和印度的门口。

    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存在有印度——斯基台人（Indo-Scythian）的王国，这个民族我们随后将有机会更充分讲述，因为佛教正是通过他们传到了中国。波斯属于安息王朝（Arsacid）的帕提亚人（Parthian），正是由于班超的征服，他们与中国人即使还没有实质上的接触，至少也有了商业往来。与此同时，他们在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为邻。帕提亚人控制了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他们与中国征服者被河中及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隔开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着他们，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步伐，似乎也从帕米尔高原东坡向前推进。公元94年，帕提亚人“借助一系列的翻译”，意识到审慎的做法是：向汉朝皇室派出一个使团，并携带很可能会被视为贡品的礼物。公元97年，班超委派一位名叫甘英的助手，去和这些帕提亚人，以及更远的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联系。

    中国人已经知道有罗马帝国，并赋予其“大秦”的名号。他们甚至了解帝国东部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译为“轩都”，亚历山大则被译为“安都”。如果班超的使节能成功抵达罗马帝国，那就将是图拉真（Trajan）皇帝登基的时候。这位君主的统治（公元98——117）标志着罗马在亚洲统治的巅峰，在一场值得纪念的战役中（公元114），他作为征服者进入了帕提亚人的都城泰西丰（Ctesiphon）。有人设想了一种中国与罗马军队为了中亚宗主权而达成的同盟，或者从更谦逊的程度，设想图拉真的罗马人，迦腻色迦（Kanichka）的印度——斯基台人，以及对抗帕提亚人的、久经沙场的班家军之间，能达成一系列的协定。这当然都是徒劳的梦想，因为中国的使节甘英在遇到帕提亚人之后，接受了他们的劝说，不再向罗马边境前进。这似乎表明，帕提亚人对罗马和汉朝之间可能达成的共识是何等担忧。

    公元102年，班超解甲回朝。当他返回首都洛阳时，可以说满载荣誉。但二十九年的戎马生涯，让班超精疲力竭，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班超死后，他的伟大事业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新的挫折。政府中负责塔里木地区的班超继承者，从本质来说，都是忠诚的边塞将领，但对拓殖地的环境却一无所知。不过在生前，班超就警告过他们要预期到什么：“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继任者们却对这番明智的忠告充耳不闻，其结果是，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起普遍性的暴动。

    汉朝宫廷再度变得心灰意冷。而文人学士们有了机会，他们以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之名义，要求撤离拓殖地，并放弃保护国。他们的调门总是一如既往，在那些最早的王朝————在中国文人的语录中被描绘成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境外领地，局限于其固有边界之内，人民生活幸福。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供养那些遥远的要塞呢？它们花费甚高，并且事实上无法阻止周期性的暴动。在会场中，文士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此时班超的儿子班勇请求发言。他说：“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轩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

    中国在这些区域建立的保护国，对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开通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线路————经由罗布泊、焉耆、龟兹和疏勒的北路，以及经过罗布泊、尼雅、于阗、莎车和疏勒的南路————中国与罗马世界建立了商业联系。正是通过这些路径，中国向罗马的亚洲区域出口了他们的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丝绸。这条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路，连同两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Silk Road）。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张骞墓

    中国的养蚕业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代。《禹贡》和《周礼》（前者成书于公元前9到前6世纪，后者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这两部经典，都记述了在相当于今天山东与河南的区域，丝绸是一种主要的收入来源。到了汉代，在与外国王室的官方交易中，成卷的丝被当作货币使用。

    当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熟悉丝绸之时，没有比它需求更大的产品了。亚历山大和罗马为各种货物的目的地争执不休。卢卡（Lucan）告诉我们，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想要在宴会上令她的客人眼花，就穿着一件丝制长袍闪亮登场。维吉尔（Virgil）在其《牧歌》中如此歌颂蚕茧：“精致的羊毛，赛里斯人从其树叶上梳下。”用赛里斯人来称呼中国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它源于“丝绸”一词，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说，中国首先是“丝绸之国”，也就是赛里卡（Serica）。以丝绸作为时尚变得十分流行，以至于提比略（Tiberius）制订了反奢侈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服装，以保证对女性的充足供应。小普林尼（Pliny）和马提雅尔（Martial）同样提及了丝绸贸易，它是在首都最时髦的街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必须经过帕提亚帝国，因此中国史书提到，帕提亚人试图维持他们对中国丝绸的垄断，因此就阻止后者与罗马之间的一切直接交流，正如我们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蒂提亚诺斯（Maes Titianos）的希腊——罗马商人（他是马其顿当地人，主要业务似乎在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让其代理人探测从叙利亚直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以绕开帕提亚人的干扰。其探索的结果，通过推罗的马里诺斯（Marinos of Tyre）（大约公元110年），经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传到了我们手中。这条道路，显然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在今阿勒颇以东的曼比季）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帕提亚帝国，并从这里穿过阿克巴塔那（今哈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鲁德），再经过马雷（今木鹿）的安提阿，到达印度——斯基台人帝国的马克特拉（今巴尔赫）。从这里再转向北，在帕米尔高原脚下，一直攀上科默多伊山路，接着穿过群山，转向南方，直到那个通向平原的峡谷。在这里，你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石塔”之地，以此命名的地方还有很多，分别位于塔什库尔干，莎车西南，阿莱的上游河谷及疏勒西部。根据马里诺斯和托勒密的描述，此路从那里经过了“迦西亚国”————这里可能正是（尽管可能与事实相反）疏勒（梵语为Kacha）————接着，经过伊塞顿·希西卡（可能是库车绿洲），达姆纳（可能是焉耆绿洲）和伊塞顿·塞里卡（可能在罗布泊地区）。这条通道经过了达克斯塔（也许是玉门关，从甘肃边塞进入中原的门户）和吐火罗（可能是今天甘肃省的甘州城），在当时，所有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都要赶到这里。此路的终点是“丝都”，可能就是汉代早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它是从西方到达中国后的第一座大城市。

    丝绸之路并非大汉与罗马两个帝国联系的唯一通道。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推罗的马里诺斯和托勒密还描述了一条海路————未来的“香料之路”，其终点为卡提喀拉港，很可能就是今天东京湾海防（Haiphong）附近的某地。《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公元90年）中讲到，一直向北航行，穿过黄金半岛（马六甲半岛），可以到达一个名为“秦那”的内陆城市，从那里，中国的丝绸出口到巴克特拉。在当时，希腊地理学家所说的秦那（中国名China的希腊语翻译），也许就是汉帝国的新都城洛阳。最后，我们从中国编年史作家那得知，公元166年，一位大人物来到了中国，他自称是罗马皇帝马可·黎勒留的使节。（在中文里，“安敦”就是这位皇帝名字的可靠汉译名。）这位陌生人自“日南徼外”，从海路来到中国————此地为中国的驻军管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南南部。

    通过这两条通道————横跨两大洲的陆路及海路————佛教得以进入中国，对远东命运来说，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